道路曲折的社会主义建设
1956年“一化三改造”以后，进入建设时期。尤其是党中央提出“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”的总路线以后，巴中的经济建设出现了高潮。到1958年，4个县先后办起了缫丝厂、食品罐头(加工)厂、煤厂、小火电厂、小水电站等；农村群众性的兴修水利、公路蓬勃开展。先是1957年12月1日达(县)一巴(中)公路竣工通车。接着在1958年12月，蓄水量6440多万方的化成水库开始修建，到1960年4月完成。1959年至1965年，相继修通省、县道公路2l条，683公里。
可是，就在这段积极发展的进程中，由于缺乏建设经验，特别是受政治运动的干扰，发展十分曲折。1957年至1958年的反“右派”斗争，巴中四县划出了900多名“右派分子”，反“右派”斗争扩大化，“左”的影响从此逐步加剧，人们谨小慎微，工作热情和建设高潮受到伤害和影响。
从1958年下半年起，又开始工农业生产“大跃进”。伴随着“大跃进”又兴起了人民公社运动。是年7月平昌县张公乡第一个建立人民公社；9月，巴中各县的农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部转入人民公社，实行政社合一，统一核算，统一分配；同时公社办起公共食堂，家家户户到公共食堂吃大锅饭，不准一家一户单独起灶。从上到下都认为共产主义很快就可以实现，说是“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”，一个村落几十户上百户在公共食堂吃一锅饭，还喊出“敞开肚皮吃饱饭，鼓足干劲搞生产”的口号。接踵而来又刮起了高速度、高指标、高征购和共产风、瞎指挥风、命令风、浮夸风、平调风，所谓的“三高五风”。农村种植瞎指挥，搞高度密植，栽一亩水稻要栽十多万窝．种一亩麦子要下种四五十斤。说什么“人有多大的胆，地有多高的产”。又从高度密植的理论数字推算“高指标”的产量，从高产量的数字上分“高征购”(卖给国家的粮食)。虚妄地认为这就是发展的“高速度”。不搞“高速度”，就得反右倾。一度时间，浮夸冒报产量，抬高各项指标的现象十分严重。农业实际减产，反而搞成大丰收，粮食吃不完。加上人民公社搞“一平二调”，山区几十平方公里的地域建立一个公社，农民自留地也没有，队里统一敲梆出工、收工、吃饭、开会，所产粮食几十里外的队都要统一运到公社集中分配，缺粮的队要有粮的队无偿调去，生产资料也可无偿调用，认为这就是人民公社“一大二公”的优越性。
尤其是1958年秋掀起的大炼钢铁运动，把农村的男劳动力绝大部分调到通江、南江的山上去炼钢铁，建了不少土高炉，炼出的是含铁量很低的烧结铁。男劳动力上山炼铁，女劳动力在公社种田，农业生产严重萎缩。农村一些地方生产搞不好，少数干部强迫命令非常突出。巴中县三合公社党委书记半夜想起几句口号，叫做“大炮轰保守，机枪扫落后，踢开绊脚石，迈步向前走”，于是半夜起来强迫农民出工生产搞夜战，不听指挥就在地上“拖皮”，有个带病农民被拖。把背上的肌肉拖烂，造成死亡，后来这个公社党委书记被判了徒刑。因办公共食堂烧柴。大炼钢铁烧炉，砍了大量树木；农村缺肥便铲光山坡上的草皮积肥，在地里薰土增肥，使不少山上无草无树。从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，天灾加人为因素，三年是最困难的时期。生活十分紧张，缺粮缺油，农村每人每天仅供应粗粮3两，农民缺营养，生水肿病，妇女自然绝育，妇科病流行。许多村落都用民房办起一两个“水肿病院”，死人的现象不断发生，各县皆因饥饿、水肿病导致人力病衰，人丁减少，不少地方出现“丢荒”(即田地无人耕种)的情况。
值得巴中人自豪的是，在三年困难时期，巴中人民响应党和政府号召，为支援粮食告急的北京、天津、上海等地，自己吃树皮、草根、神仙面(一种白泥巴)，三年调出粮食1.8亿多公斤，约占4个县粮食总产量的20％，无私地支援了大城市和国家重点建设。
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1962年，贯彻中央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方针，解散公共食堂，给农民划自留地，实行“三级所有，队为基础”，划小核算单位，工业实行“关、停、并、转”，积极整顿，加强管理，巴中的经济又开始得到平稳发展。
停滞发展的“文革”十年
从1963年开始，巴中的经济进人正常平稳发展时期，可是到1964年，政治运动又来。先是县内搞“小四清”(所谓清政治、清经济、清组织、清思想)，然后又是县与县交叉派工作队到各县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(又称“大四清”)，声势大，干部群众压力大。运动初，搞“火烧百分之百”，所有干部人人“洗澡”、“下楼”(自我检查，向群众交代)、“过关”。运动延至1966年5月，中央发出“五一六通知”，指出运动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，不整群众。接着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播送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聂元梓写出的“炮打司令部”的大字报。从此，全国上下开始了十年动乱的“文化大革命”(简称“文革”)，“大四清”转了向，工作队被一些“造反派”赶走。
1966年8月，4个县中学的“红卫兵”成立后，其代表被召去北京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，接着是全国“红卫兵”大串连。红卫兵串连坐车、吃饭、住旅馆不要钱，到处有接待站。12月后，各行各业的“造反”组织——什么“战斗队”、“兵团”、“司令部”等纷纷成立。“红卫兵”、“造反派”打着“造反有理”的大旗，喊出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”的口号，停课、停工、停产闹革命。城乡普遍开展破“四旧”，横扫“牛鬼蛇神”，很多干部、知识分子被抄家，文物被破坏。恩阳河边登科寺屹立百多年的古塔一轰而炸，乱石横飞散落在农民的地里。一时间，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、大辩论、大游行天天不断。机关、学校、厂矿、街道的墙壁被大字报覆盖，大街小巷人群围着辩论，争得面红耳赤。各级的“当权派”弯腰、弓背、晒太阳、戴高帽子游街示众，各“造反”组织争着揪斗。
到1967年夏天，受四川有代表性的两派“造反”组织重庆大学“八一五”和四川大学“八二六”对立的影响，巴中四县“造反”组织也分成两派，争观点正确，争夺取权力，由文斗发展成武斗。他们砸烂公(安)、检(察)、法(院)，冲击党政机关，争夺广播新闻工具，哄抢武装部的枪支弹药，真枪实弹格斗，在巴中的鼎山、平昌的元山等地双方打死了数十人。“造反派”有了枪，到处生事，巴中南龛摩崖造像大佛，有老百姓看到一个“造反派”用枪去打，子弹弹回来擦在他自己头上，听说后来死了，很快传出大佛真的有灵，从此再没有人敢去损毁。
在农村，许多地方把阶级斗争庸俗化。比如生产队里的粮食被盗，或者生产搞不上去，队里不分青红皂白就要开社员大会斗争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分子、坏分子、右派分子，弄来罚站罚跪，甚至毒打。
“文革”中，红宝书(毛主席语录)、红海洋(在墙壁上用红漆作底上面写黄色的字，宣传毛主席语录)一度时间满目皆是。很多人成天沉迷于大辩论、大争吵，争观点正确，争“造反夺权”，从1967年到1968年底，武斗几乎没有停止过，弄得工厂停工，学校关门，交通中断，机关瘫痪。后来尽管上面派了“支左”部队来巴中工作，但无政府状态一直存在数年，除“农业学大寨”改田改土多是事倍功半外，工业、城镇经济几无进展。巴中的发展因此而停滞下来。(未完，待续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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